生于 1955年8月21日，卒于 2019年10月8日

大卫·弗斯泰先生既是律师，也是雕塑家，还是景观设计师：他本人多才多艺，音乐、艺术、创意和辩论无一不爱。大卫因患胶质母细胞瘤（脑瘤），于2019年10月8日在卑诗省温哥华的圣约翰医院辞世，享年64岁，而他在同年 8月中旬才刚确诊。大卫的姐妹、许多亲朋好友和他的妻子莫拉·奎尔(Moura Quayle)在他医院的病房陪他度过了临终时刻，他不仅拥有完善的医疗系统，美好生活有无数回忆，并且获得一流护理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大卫生命的最后阶段，实际上是从他在香港机场突然发病开始的，当时他正在归家的途中，此前一周他大有收获，期间他在深圳与华为公司的代表讨论治理的问题（列席讨论的还有卑诗大学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务学院的师生）。去中国看看乃是大卫的夙愿。多年来，他断断续续地学习过普通话和广东话，绝对算得上是热心的亲华人士。华为公司这家通信巨头遭到抹黑，令大卫心情非常不安，他以了解华为公司和消除外界对华为公司的普遍误解为己任。除此之外，大卫还在许多其他方面素以逆向思维者而著称，从不墨守常规。

他这次在回家途中，在香港机场突然发病，所幸得到快速的救治。不过，他被误诊为中风，在医院里住了四周时间“恢复”过来。直到8月中旬，他在温哥华看似见好的病情开始恶化时，CT扫描才真正确诊大卫的病症。如果说大卫一生中从没有做过“半途而废”的事情，那就是他绝不会对困难妥协。他患有非常恶性的癌症，但是在他与病痛和衰弱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依旧幽默感不减，还要人给他拿红甘草糖和一把彩虹糖吃，以便让自己振作起来。他对探病者依旧和蔼可亲，还感谢他们亲眼见证自己一步步成长，变成自己所希望变成的慷慨之辈。

大卫于1955年8月21日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圭尔夫，其父母分别是露丝和史蒂夫·福士迪 (Steve Fushtey)。大卫就读于圭尔夫的百年高中，在那里，他留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学习突出，而是运动能力过人。无论篮球、足球、排球、游泳、田径还是橄榄球，他无一不精。大卫连续两年荣获该校年度最佳运动员称号，直到有一天他膝盖受伤，突然之间他再也不能参加竞技体育运动。他刚进入中年不久就开始打高尔夫球，然后全身心打斯诺克台球乐此不疲。他的朋友会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些运动项目方面大卫并无特别过人之处——但并不是因为他缺乏热情。他很狂热，因为嫌别人夸自己不够。

他“进入”还不止如此，他的朋友申请该项目心切。可生活就是这样，结果，他的朋友的申请没有批准，而大卫却被录取了。之后，作为一名设计师，他开始断断续续地接受教育——有时是因为抽时间在北极的石油钻井平台上工作，或是在伦敦待上一个学期，激起他对石雕的热爱。他完成了景观设计学位，并在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中运用了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大卫肯定心思缜密），为卡尔加里的一家大型景观承包公司管理项目。

1981 年,大卫和他的妻子莫拉 (Moura)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景观建筑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邂逅。大卫的慷慨之情油然而生，当场决定购买卡车，开车将莫拉和她的随身物品送到伯克利，而莫拉刚开始在伯克利开始攻读研究生。大卫移居温哥华，曾就职于各种各样的公司，后来获得自己在景观设计方面的专业证书。这为大卫的专业生涯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1986 年世博会的高级规划师，他负责设计顾问们的合同管理。由于做该项目，他有机会实现学习法律的夙愿。

1979年，大卫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时这样写道：“法律？法律是我所信奉的一切——纪律、正义、对他人考虑……但我能否熬过失望沮丧的难关，能否控制好情绪，妥善处理好压力和令人窒息的气氛。我想尝试……但我不会为了接受而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大卫在面对挑战时勇于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诚实正直，声名卓著。

大卫30岁那年，被卑诗大学法学院录取，并珍视他在校学习法律的分分秒秒。他是《法律评论》的高级编辑，后来在卑诗省最高法院任法庭书记员，然后与鲍勃·鲍曼 (Bob Bauman)签约，在当时的 Bull Housser Tupper 律师事务所实习。大卫曾担任航空护理项目顾问 (BC AirCare Program Counsel),在Ward and Company公司任职期间积累了国际法方面的经验。之后他曾先后就职于 Smith, Lyons, Torrance, Stevenson & Mayer, Associates，最后真正在 MPR Teltech Ltd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担任交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顾问。后来MPR被收购，大卫也“丢掉了”这份好工作，不过他也迎来了其他机会。大卫也不必骑着自己的 1100 GS摩托车到西蒙菲莎大学工业研究园上班。每年四月，大卫的“摩托。他最终说服莫拉这是个好主意。他把摩托车换成200cc的“伟士牌”(VESPA) 摩托车，并说服她考取了摩托车驾照。这样一来，她自己就可以骑摩托车去纳奈莫，去他在那里的终生建筑项目。大卫拥有一间石雕工作室，并在小溪之上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石桥，纯手工出品！

大卫积极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上世纪 70年代末在英国留学期间，爱上了石雕艺术，因此他于1998年加入乔治·普拉特 (George Pratt)的雕塑工作室。热情使然，他为街头青年开设了一个名为“石雕工艺”(Stoneworks) 的项目。在里士满、纳奈莫和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他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

不过，由于对语言和法治方面情有独钟，2002 年他重回法律界，创办了《治理顾问》。大卫被称为“治理专家”。他作为一位企业商业律师，对专业语言心怀敬意，并且善于培养战略监督技能，因而得以将自己的一腔热情倾注在治理上——有效行使知情权。对于大卫而言，治理是一种可以习得的技能，因此他开发了Principled Governance™这种方法和Governance Platform™ for The Governance Counsel™，包括针对热门主题的入职和教育协议、工具和概述材料。有了这些产品，奠定了他在行业内的专业地位。大卫还与客户合作，帮助他们应对治理挑战并“融洽相处”。

从2011年至2014年这段时间，大卫担任西蒙菲莎大学对话中心的研究员，他珍视该中心工作人员和学生的价值。他一直在为学生们敞开大门，并为他们支付参加午餐和会议的费用。他竭尽全力为他们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从2012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他担任西蒙菲莎大学Beedie商学院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最为重要的是，大卫拥有“美丽的心灵”，这个词是《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珀创造的。大卫将每种情况都视为学习的良机，他的头脑非常冷静，能够真正看透与自己交谈者的脾气秉性。因此，他是出类拔萃的良师益友，深受学生和年轻专业才俊的爱戴。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乐于分享自己的真知灼见，助人排忧解难，并乐于引荐扶持后辈。他在贸易委员会的明日领袖计划中非常活跃，为西蒙菲莎大学和卑诗大学的学生指点迷津。大卫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他真心诚意想帮助人们了解法律和法规体系应当如何发展，从而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成就积极的相互关系。

大卫从各个领域汲取真知灼见；他归根结底是跨学科的，将法律的批判性和设计的创造性完美结合起来。大卫富于想象力，善于想出好点子，并且他为人谦和并且技巧过硬，能够对照数据检验自己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大卫做的正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世俗世界认为他应该去做的事情，即使这样做有损他的职业或收入也没关系。像他这样在石油钻井平台、景观建筑、法律、艺术家再到治理等各个领域都工作过的人绝对是凤毛菱角。

而且，拥有美丽心灵的人会说出他们认为真实的事情。大卫当然做到了！

大卫的美丽心灵写作了（长达10多年），并于2019年5月出版。《董事和经理：数字时代的法律与治理：马基雅维利从容处理》(The Director and the Manager: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Digital Age:  Machiavelli had it Easy)。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毕生的工作，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一本将近1000页的文字介绍了新兴的治理学科的方向。本文介大卫认为，在数字时代，治理系统的方式和原因将人类状况与法治联系在一起。《董事和经理：数字时代的法律与治理：马基雅维利从容处理》是多年思考、研究、写作、编辑和编译的成果。这是反思、创新和表达生活的中肯之作。

大卫还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公民、国家及国际层面的各级政治事务。他是《创造机会：加拿大自由计划》(Creating Opportunity:  The Liberal Plan for Canada) 这部书的创作团队的成员。让·克雷蒂安政府将此书称作“红皮书”，是加拿大的发展蓝图。

大卫绝对善于跟人交往。处理好与姻亲的关系总是令人头疼的事情。大卫与莫拉的父亲之间话不多，不过大多数翁婿关系都是如此，除非他们能相谈甚欢。莫拉最近找到了大卫发给她母亲的所有贺卡。从这点可以看出，大卫有多关心岳母，有多关注她，还给岳母寄别致的硬币和邮票，有的祝福直接写的就是“想念您”。

无论大事小情，大卫总能让人们记住他的模样：他笑容灿烂，四壁生辉，他为了政治和人道主义事业坚持不懈追求正义，包括对女性权利的支持和注重文化多样性。他挺身而出，尽其所能帮助书店、杂货店和茶馆这样的小型独立企业能够存活下去。他对坐在餐馆哪个地方用餐都很讲究，他渴望招待别人，并且不知疲倦地优待他人。

痛失拥有如此美丽心灵的智者，实在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