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导言）在讨论中国经济首先会遇到一个问题是短期中国经济的表现，目前中国经济正在下行，一时全球各国都有许多担心，是不是中国经济会遇到更大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所谓的“硬着陆”？最近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其中两件事是非常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是中国增长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我将以这两个具体分析讲解中国短期和长期经济形式的表现。

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去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提出一个非常雄心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共是60条、336项改革措施，要求7年内完成，目标是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化，是制定体系和制定能力的现代化。首先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项改革？为什么改革是这样的、是全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5年中是飞速增长行进，平均年增长率是超过10％左右，呈双位数增长，这在全球是个奇迹。其他亚洲国家经济也有快速增长，但是没有中国持续时间这么长，比如说日本、韩国，也就不到20年。中国持续35年的原因是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它摆脱了传统的苏联式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并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那么也就使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迹象。然而，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依然还不是完全市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依然比较深，一时就出现了诟病现象，如腐败等等，因此必须改革。

此外，为什么说改革应该是全面的呢？举例来说，如果中国经济正在下行，会看到是在告别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若与韩国及日本做个比较的话，它是不是类似日本1973年以后和韩国1980年以后，都是告别两位数经济增长呢？短期的中国经济表现是与这两个国家当时的情况一模一样。但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其实有所不同。当时的韩国和当时的日本城市化率，也就是城市人口占整个人口比重超过70％，而中国到去年只有53％多一点。在53％中间，只有35％的人是有城镇长住户口，其他还是农民工。理论上，在一个经济体制城市化程度还不太高的情况下，经济不应该出现很大的减速，因为经济还有增长潜力，但中国经济正在减速。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城市化的体制。城市化不是地的城市化，而是人的城市化，既然是人的城市化，它不仅仅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时还是生态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个议题的改革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态的，即“全面深化改革”。

这样一次的改革意义类比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一轮的改革。改革目标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现代化，是中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经济学来讲，可看到有四个原则被深刻提出。

第一，如果政府和市场发生冲突谁说了算？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市场不是碎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一个整体的，是一个整体系统。不仅仅反应在区域之中，而且反应在各个市场，比如说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也就是一个整体的市场。

第三，市场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是面向全球的。上海自贸区的安排正是朝新的开放标准靠拢的过程，正在适应之中。

第四，这个市场是一个统一的、法制的市场，因此司法体制一再改革，可以看到审判权、检查权是完全独立化。通常来说，这四个原则奠定了市场经济下一步改革方向。改革方向合一一点则是，不再是过去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而是由市场主导的经济。

尽管投资在下行，但中国经济不大会出现“硬着陆”，外界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过去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间，政府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进行主导，它主要是投资推动性，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推动性。然而当新的改革计划引入后，会看到政府要退出市场，自然政府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就会变弱，那么就会出现所看到的宏观经济表现，也就是所说的投资在下行，而债务的可持续性也会受到威胁。这也是国际投资者们经常讨论中国经济的问题：由于投资的下降会不会出现经济的下行？由于投资是负债进行的，会不会造成中国经济的金融问题，进而使得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即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我不反对这种风险的存在，但相信中国经济不大会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硬着陆”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经济如此快速下行引起失业问题严重化；第二，是不是由于经济的下行引起负债出现困难，进而出现债务危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但从目前观察的情况来看，不大会出现这两种现象。

经济减速不会引起严重的就业问题

从就业方面看，在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较高的速度，那么经济增长、就业方面会出现很大的困难。2008年采取的4万亿大规模投资政策，其中很重要的涵义就是增加就业，并提出“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如果增长不能达到8％，会有2000万农民工会回到农村去。举例来说，加拿大人口3000多万，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会没有工作，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此，会采取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对付这样一个问题，五年后，该问题已大大缓解。

根据去年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7.7％，新增就业机会1310万。与过去5年比较，1个GDP在过去就业增长只有120万左右，现在为170万到180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生重要变化，服务业变成中国经济的主导部门，而不仅仅是制造业。由于服务业的就业率比较高，因此更多劳动力，1个单位的GDP增长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产生。按照去年的指标统计，7.7％的经济增长会创造1310万就业机会，今年中国政府规划是1000万的新增就业机会，如果按去年就业率情况来算，大概6％的经济增长就维持1000万的就业机会。显然，中国经济降速不会降到6％，因此也不大会引起严重的就业问题。

中国经济存在债务问题但并不会因此“硬着陆”

第二，中国短期宏观经济目前遇到的更大一个困难是战略的可持续性问题。通常讨论三个具体问题：由于经济下行产生过剩，会不会使银行债务坏账增加？中国的房地产正遇到困难，房地产极速下行会不会使经济问题复杂化？中国政府正在推出的政策会不会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变得严重化？“我不反对有风险的存在，但认为不大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负债在全球还是比较低，根据去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只有GDP的不到40％。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国家负债不超过GDP的60％就是非常安全，距离警戒线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目前中国存在债务问题，主要问题出现在期限错配上。2008年，由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中国出现大规模债务问题。根据国家审计署统计数字显示，48.85％的债务是发生在2008年以后。如果通过金融方式把这种期限进行某种安排的话，它是可以控制的，而中国正在进行上述的改革。

近期，中国财政部和发改委正在努力推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私营合作制”。2008年后，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基础设施是有很良好的回报，但是短期负债则形成漏了一个期限的错配。以中国铁路为例，中国的高速铁路是在2008年后开始大规模修建，现在在全球极具有竞争力，中国的铁路技术是全球最好，很多国家都开始要求中国去修建它们的高速铁路。“高速铁路时速超过300公里，300公里意味着飞机起飞的速度，如果将飞机起飞速度转成火车着在地面运行，这就叫技术”。

我曾担任京沪高铁融资顾问，而目前的回报和现阶段状况远远超过当年所预测，上座率几乎趟趟客满，发班频率为15分钟一班，旅程时间只需5个小时。这些高速铁路都是2008年修成，修建铁路需要好多年，但债务期限有限，通常为2－3年，也就是说铁路还未能修成，债务就到期，势必会出现债务问题。如果有适当的办法把债务期限展开，回报则会是相当可观，这就是PPP在中国使用的原因。类似项目包括自来水、地铁、天然气、城市各类交通。希望通过类似的安排，使债务问题得到缓解。

在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方面，影子银行常被定义为不受监管和少受监管的业务，若纳入监管就可被看见。而纳入监管有两种办法。第一，根据《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纳入资产负债被监管，也是中国通常所说的银监或监管办法，通过负债资产监管增加资产负债率来控制。第二则是完全透明化，用信息披露的办法，即中国常称的证监会办法。其办法是充分信息披露和风险披露，即资产证券化。目前中国正在资产证券化，但在其他国家的许多银行及金融机构中间，资产证券化是很大的业务。例如在北美地区所提供的住房贷款按揭贷款证券化，而这业务在中国却没有。“如若一旦提供这项业务，是显然会减少银行风险，把它透明化”。

中国经济正在下行，银行的坏账肯定是在增加，但就银行坏账本身来说，债务问题并不严重。目前为止，中国的坏账率只有1％。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银行监管是全球最严格的，其中有一个指标是全球其他国家没有的，监管部门要求坏账拨备覆盖率应不低于2.5％，换言之，若未来坏账率超过整个银行资产的2.5％，利润才会受到影响。如果把利润再吃光，预计坏账率达到3％左右，银行才有生死之威。尽管目前坏账率在上升，但也只有1％，达到2.5％还遥遥无期。因此，债务问题也不是很严重。

总结来说，“既然就业问题不严重，债务问题不严重，那么中国经济就不大会出现硬着陆。而问题则是，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跟过去35年相比，在四个方面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都发生变化。

第一，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现实难以维持，与过去35年相比重大变化，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开始转向内需扩大。在过去中国经济基本是出口大项，尤其是很多沿海的小企业是以出口为主要责任，为订单经济性生产。目前全球经济性在变幻，出口的市场遇到困难，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性现实遇到困难，而必须转向内需扩大。中国沿海小型企业出现困境，表面上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核心是订单遇到困难。

第二，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正在消失，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过去中国经济支撑是劳动力低成本，形成廉价劳动力制造业，而现在劳动力已经不再是低成本。过去中国制造中间最主要依靠农民工，根据统计，目前50％以上的青壮农民工（45岁以下）已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说明，过去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而且数量如此之众多，工资压在最低水平上。而现在农民工不再众多，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在过去几年，中国最低工资被认为是农民工工资，但现在各省份都得以大幅度上升，每年上升在10％以上，尤其在西部地区上升最快，去年全国上升最快省份新疆更是达到35％。因此，对中国很多制造业来说，劳动力不再廉价，更重要的则在于技术进步。一些劳动力产业不是向中西部不转移，更多向海外转移，如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柬埔寨、老挝，都是很多中国制造业转移的地方，包括现在的菲律宾。中国目前是纺织品第一大生产国，第二大生产国则是越南，现在在中国服装市场可以经常购买到来自越南制造、斯里兰卡制造、孟加拉制造的衣服，这些都是都是大量的中国产业转移出去的结果。“中国企业大量走国门，由此变成一个潮流”。

第三，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开始出现老龄化。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学的涵义是指储蓄在下降，消费在提高，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从好的方面讲，有大量的刚性消费产生，比如说养老产业、医药产业，这变成中国最新型的产业，而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坏方面则是储蓄式投资的来源，当投资与储蓄下降，投资驱动型经济的动力正在减弱。因此，预计未来中国经济不大会有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而更多的是要靠消费拉动经济。

第四，环境和资源不可持续性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同过去35年相比，过去的环境资源是廉价，而现今资源耗费型和环境不友好型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已出现，如近年中国北京出现的雾霾。

“经济下行并不重要，核心问题是在下行到新一台阶能否可持续性‘站住、站稳’，能否维持住7％至8％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减速恰恰是这样一个阶段变化中所出现的情况，通常许多人所说的中国经济减速“超预期”，“超预期”并不是说减速速度多快、幅度多大，而是减速下行时间如此之长超出预期，这恰恰说明中国经济正发生深刻的转折。

十一五期间末期，也就是在国家振兴开始初期，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随之便提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转变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特征。在过去，中国经济首先是GDP重点为工业，现今应转变为第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重点发展服务业； 此外，内外需共同提高，重点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并靠改革来进行结构调整推动。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看到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表现正呈现下行。然而中国经济下行并不重要，核心问题是在新台阶能否可持续、能否站住，告别两位数增长后，能不能维持住7％至8％的经济增长，这有赖于结构的变动。

在这个结构变动过程间，就是所看到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目前，很多海外的评论中，赋予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一个新的名词“Likonomics”， 即李克强经济学。 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经济上一个新的变化，它指在短期宏观经济中间有“上线”和“下线”，“上线”是通货膨胀，“下线”是就业。如果经济不划出下线，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变化，如果经济不划出上线，即在“合理区间”之中。在“合理区间”中主要任务是促改革来调整结构，加速结构转变，使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这就构成了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宏观经济立足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政府指出，上线是通货膨胀不超过3.5％，下线是就业1000万以上，失业率不超过4.6％，在这一区间经济增长维持在7.5％左右。“7.5%” 这一数字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用“左右”来描述的。换言之，如果就业不低于1000万，宏观经济政策就会发生重大转向。 而中国经济表现肯定会在这一区间内，因此在此区间最重要的就是“调整结构，促进改革”。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今年正在执行，最核心关注的是财税体制改革，这是国家制定的基础。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重新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重新决定收入和支出的责任，从而使中国经济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这个改革正在进行。

在金融方面，改革方向是利率的市场化和汇率的自由化，改革也正在进行。利率的市场化具体推进原则是“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即政府管制意义上的利率放开，能形成市场利率，并是可调控的利率。中国的存款利率还受某种程度的管制，但管制已大大放松，允许上浮10%，其他利率则已全部都“放开了”。“其他利率”指不仅仅是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更重要的是货币市场对资本市场的利率已全部放开。

中国的利率从“放得开”的角度基本已完成，下一步则是形成竞争性的市场，而这个竞争性的市场目前正在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银行的定价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传统的贷款利率，在上海同业拆借市场（Shibor）的基础上加点，这意味着全球的定价方式基本格式化。今后央行的货币政策也会由数量的控制转向利率的控制，即“调得了”，这也正在进行之中。

就汇率来说，中国资本项下的开放正在快速进行。从本币角度（即人民币角度）来讲，基本已经全部都完成。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中国的资本项下一共43个科目，目前只剩下3个科目进行实质性管制，分别是：外商投资需要经过审批，包括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需要批准；中国居民不得对外负债，若对外负债则需要获得批准；中国资本市场不对外开放。

首先，这3个科目依然在受到管制的情况下对人民币全部是“通的”，现在鼓励外商以人民币对华进行投资，它的审批程序大大简化于使用外币进行投资，至少不需要逐笔审批、不需要外汇核销。

第二，中国居民目前不得用外币负债，但对外可以人民币负债，也包括浅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上海自贸区的跨境人民币使用。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经管还不对外资有外币开放，但对外资有本币开放，这是11月份将进行的“沪港通”。香港与上海可用人民币进行购票交易，大陆居民可用人民币投资香港，香港居民可用人民币投资上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境外居民都可用人民币投资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这样一个程序可被称为“先流动，后开放，后兑换”。

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

未来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呢？需要重点注意四个指标，即嫩芽产业，这四个指标的变化也就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希望。

第一，在中国过去的行业中，工业占主导地位，现在是服务业占主导，而“服务业”是真正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和其他行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体中主要部门。

第二，中国的区域结构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现在西部的增长远远快于东部的增长，区域的平衡性正在大大好转，西部成为新的投资热土。

第三，中国的技术进步正在加快，过去对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始终感到担忧，但过去两年这个指标已经达到十一五计划的要求，这不是政府的投入，则是企业自己的行动。例如，中国的汽车工业，新车车型的发布与全球是同步的，车价是在不断降低，原因是中国汽车工业技术进步速度最快，都是在机器化生产。

第四， 中国居民的收入。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提出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是要同GDP增长同步。但从过去几年情况来看，居民收入增长不仅仅与GDP增长相同步，而且农村经济收入增长是远远快于GDP增长的速度。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如果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相同步，简单的预测，中国居民收入会在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因此，中国经济市场的扩张对全球经济再平衡最大的贡献，而这一贡献正在出现。特别是，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出口增长，中国正在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最后，“就加拿大经济发展问题，我有一个简单个人建议，那就是同中国市场一起成长，我不敢保证加拿大会成为最大的经济市场，但势必会成为成长最快的经济市场”。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博士于 1998 年加入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加入中国银行之前，曹博士曾在多家研究机构和学术单位担任重要职位，其中包括：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现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院长；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比较经济体制处处长；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室副主任兼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还有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等。

曹先生持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联邦德国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经济工程系进修。他还持有武汉大学经济系国际金融方向硕士研究生学位和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本科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