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在抗癌手段的研发和改进方面，凭借其领先的方法，始终处于攻坚的前沿。

外科手术治疗癌症最早出现于1882年，这也是乳房切除术治疗乳腺癌的首例。随后是1903年的放射疗法和1958年的化疗法。今天，一种新形式的癌症治疗法正在成为热点，即细胞免疫治疗法，它利用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来战胜癌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专门致力于癌症免疫疗法，在2016年3月的发布会上， 该大学医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官保罗•罗斯曼宣告说，“我们处在在癌症研究和治疗的最前沿，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兴领域。” 美国医生史蒂文•罗森伯格1984年首次提出采用免疫疗法治疗癌症，目前该领域已出现若干令人振奋的突破。在巨额资金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美国科学家正在探寻利用免疫系统的T-细胞来挽救生命的新方法。

基因技术打造癌症杀手：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

2010年11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外科主任罗森伯格发表了一篇有关使用嵌合抗原受体改造T-细胞的论文。他指出，通过使用过继性细胞转移方法把人体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修改成为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它们可以寻找并破坏抗原CD19（一种在白血病和淋巴瘤细胞中发现的蛋白质）。早在2006年，罗森伯格就率先使用过继性细胞转移方法，把一位病人的T细胞提取出来并在实验室里进行基因改造。经过基因修改后的T细胞具有很强的识别和攻击癌细胞的能力。这些用基因技术改造的T细胞在实验室进行大量培养后再注射回病人的体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家说，“在实验室里培养T细胞，所需的时间2到8周不等，这取决于它们生长的快慢。”

尽管仍处在早期临床试验阶段，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免疫疗法已被证明对治疗白血病非常有效。2016年4月，总部在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公布，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免疫疗法对白血病的缓解率高达93%：在29个接受免疫疗法的病人中，有27人的病情得到完全缓解。2016年5月，总部在上海、与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的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也公布了其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治疗白血病的临床病例数据： 10个病人中有9人的病情得到完全缓解，缓解率达到90%。

2016年4月，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负责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免疫疗法临床试验的首席科学家卡梅隆•特托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获得了超过90%的缓解率，这实在是令人兴奋的成果，但是，要保证这些缓解持久有效，搞清楚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疗法最大的受益者是哪种病人，并把这种疗法扩展到其他疾病上，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尽管目前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疗法对白血病的治疗已有非凡的效果，但对实体肿瘤的治疗还存在许多困难，特托尔和其他科学家希望不久的将来这方面能有所突破。

为抗癌研究提供资金

姚约博士是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全球肿瘤研究中国项目的主管，在2016年5月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对美国在癌症治疗方面投入的资金做了一番梳理。姚约博士说，美国的癌症研究机构每年会收到多达600多亿美元的资金，其中最大的份额来自各大制药公司，总额500亿，50亿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10亿来自捐助者， 还有50亿来自其他渠道（所有数字除非另有说明均以美元计）。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美国的慈善家极为慷慨大方。今年3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1.25亿美元的捐款，捐赠人包括校友迈克尔•布隆伯格，玖熙品牌创始人西德尼•金梅尔等，他们各捐赠了5000万美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用这笔赠款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致力于细胞免疫治疗法的研究。2016年4月，纳普斯特公司创始人之一西恩•帕克宣布将出资2.5亿美元创建帕克癌症细胞免疫治疗中心，这是他继2015年6月出资6亿美元启动西恩•帕克基金之后的又一次捐赠。还有一位来自硅谷的慈善人士是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2016年5月他为南加州大学新成立的癌症研究中心捐赠了2亿美元。

资助癌症研究作为投资策略也日益普及。瑞银财富管理，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企业之一，在2016年4月推出4.71亿美元的肿瘤学影响力基金。瑞银表示，“由于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加上中产阶级在新兴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可以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抗癌药物的市场会比其他任何疾病的药物市场增长迅猛。” 该基金旨在投资早期肿瘤治疗法的研究，其吸引的对象是那些既希望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又得到高额回报”的投资者。 瑞银的“影响力基金”选择抗癌研发为其投资策略，也是考虑到了“有利的监管环境”。

政府支持

2016年1月，奥巴马总统在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把支持研发治癌手段列为政府资助重点。奥巴马总统任命副总统拜登负责牵头2020攻克癌症“登月计划”，这是由美国政府机构、学界、生物技术界，保险公司和北美肿瘤学家共同发起的一项战胜癌症的合作计划， 其命名恰当彰显了该计划的雄心，可与当年登月工程的目标和成功实现相提并论。这项事业对于副总统拜登个人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他的大儿子博尔因患脑癌去年五月去世，年仅46岁。2020攻克癌症“登月计划”的目标是开发基于疫苗的免疫疗法，志在短短的四年内，即2020年攻克癌症。

中国癌症研究现状

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全球肿瘤研究项目-中国项目主管姚约博士的看法

2016年5月12日我们电话采访了姚约博士。姚约女士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后到美国留学，先在华盛顿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后转入分子生物学领域。就中国在癌症研究方面落后于美国的原因，她跟我们做了一番分析，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这方面将会发生的变化。

首先她认为，“在癌症研究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既体现在研究的质量上也体现在资金的投入上。”但跟美国相比，中国用于癌症研究的资金还是非常有限。中国政府每年在科研项目上的总拨款接近400亿美元，但这是所有行业和领域的总和，肿瘤学研究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份额。此外，中国政府充当着癌症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不像在美国，主要的资金来自制药公司，每年投入高达500亿美元。更多的资金带来更多的创新，所以癌症领域的突破更多地出现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好消息是，在2015年11月份发布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创新产业成为政府的发展重点。“五年计划”是中国政府未来几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蓝图。随着创新意识的强化，研究机构可能会很快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

在研究方法上，中美两国的标准也不尽相同。美国经历了60到70年的时间才发展出这一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而中国的现代研发历史才刚二三十年，研究方法还不成熟。姚女士在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主要责任是组织科研人员的交叉培训，他们来自该机构的中国合作伙伴，其中包括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河南省肿瘤医院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合作与政府支持都会更加深入，中国的科研能力和标准将能够与西方国家比肩。

有时候，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会造成国际团队之间的冲突。作为中国科学家和西方科学家之间的中间人，姚约女士分析了这个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她自己中英文流利，但大多数科学家都不能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自如转换。中国医生也许能在英语的日常会话上做到很流利，但要驾驭科学术语并用英语进行学术交谈还是很困难的。因此，在双方努力合作并共享知识过程中，语言障碍就成了最明显的挑战。不过更大的挑战来自文化差异，它会对人的工作方式和社会行为带来影响。姚约认为，文化差异这种无形的挑战可以通过“联盟管理”方面的强化培训来解决，这涉及到一系列的管理技能。随着更多资金投入到这种培训上，可能产生更多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我们也才有希望在征服癌症的战争中向胜利迈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