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市场公平的担忧。早在2016年，中国政府宣布了将投入1500亿美元，力争在2025年之前让中国的集成电路芯片产品在本土市场份额达到70%的计划。

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曾猛烈抨击了这种做法。她说：“这一史无前例的，由国家驱使的干预行为将会扭曲市场，破坏产业内的创新环境。导致该产业出现同钢铁、制铝、绿色产业相似的情况：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市场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仅是美国，这些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将受到了重大损害，被迫削减就业岗位。”

其次是对知识产权的担忧。美国欧盟商会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主导行业发展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承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之后的一次大退步。而近期中资企业在西方国家大举收购的浪潮，也是由国家在背后推动的行为结果，目的是动用国家的力量获取关键的商业技术，实现大规模强迫性的技术转让。中国的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在与国有银行合作，推动建设工厂，尤其是制造存储芯片的工厂。根据美国的说法，这些新工厂往往依靠的是外国公司不得不转让的技术，那是它们作为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交换条件。而全球贸易规则是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的。美国认为中方大肆收购外国公司以及技术是出于政府的利益，而非实际的商业目标。

在《中国制造2025》实施过程中，中国会通过资质、认证等方式，限制外资企业在华的投资领域和发展规模。可预见的是，未来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空间将被压缩。美国商会指出，预设限制将会是国外投资进入《中国制造2025》产业或更广阔的中国经济的第一道屏障。欧美商会也提出，从长期看中国的市场准入空间将会收紧，并对欧洲企业造成直接的冲击。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提出，中国高科技投资目的是挖空工业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等。在某些领域，外国企业以后会很难获得机会。另外，中国国有银行将为目标行业的中国企业提供低息贷款。这会导致全球产能过剩，进而可能会压低价格，颠覆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的高投入高回报的运作规则和整个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创新激励体制。这将拖累全球创新的有序发展。

从纯经济意义上说，美国不担心华为、中兴等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担心的是其背后的制度。华为不光在美国，在欧洲、澳大利亚和印度也面临这个问题。中国企业现在已具备世界级企业的规模，但是它们的披露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原始。市场经济和法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披露。美国社会不知道这些企业跟政府的界限和关系，对中国企业不透明的背景产生深刻的担忧。这是问题的关键。在中兴的事件上，中兴对美国政府的欺骗和隐瞒事实，更加强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

事实上，这种担忧很早就开始了。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就阻止中国科技企业收购美国公司。清华紫光曾在2015年试图以2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爱达荷州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但美国监管方面的担忧使交易落空。特朗普政府则在去年否决阻拦了中国投资者对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的收购。而华为公司更是很早就被美国拒之门外。白宫还在一份200页的报告中，将美的集团、中国化工、中国中车、中国商飞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清华紫光、华大基因等，也列入了黑名单。 

中美的创新模式和制度基础相去甚远。美国是自下而上，基于对科研和大学的投入来推动国家的创新。而中国是国家主导产业。近4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动用财政资金，自上而下地刺激创新，并表露出强烈的政策意志，《中国制造2025》更是突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差异，也导致中美两国在市场竞争中的巨大分歧。